盐寮遗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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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遗址最早於日治时期由花莲港公学校教师後藤丰明所发现，後来於1988年邱敏勇(1990:58-64)进行地表调查，并记录有当地人士王天送所采集之标本，陶器主要为罐形器，有的陶器带有矮圈足及把手，外表主要为红黄色，亦有呈黄、黄红、红褐、红、浅红等色之陶片，陶器表面皆经过拍打抹平，仅约11%之陶片有纹样，主要为绳纹，另有凹弦纹，石器方面则有斧锄形器、锛形器、凿形、镞形器、矛形器、刀形器、镰形器、刮削器等。其後亦陆续有学者进行过调查研究，黄士强等(1989:35)、王天送(1992:266)、连照美、宋文薰等(1992:141)、黄士强等(1993:346)、刘益昌等(2004:1506-SFYL-1)皆有调查记录之，部份报告中直接称之为盐寮遗址。

　　寿丰?盐寮遗址最早的发掘工作是由陈有贝与吴佰禄所进行，於1990年3月8日至9日间，在遗址上发掘了一个探坑，除了陶、石遗留的发现外，主要确立了粗绳纹陶层、细绳纹陶层、素面陶层由早到晚近的层位序列(陈有贝1991:36-39)。之後，因台十一线拓宽工程之环境影响评估及抢救发掘，叶美珍等於1992-1995年间陆续进行地表调查与考古发掘之相关工作(刘益昌等2004:1506-SFYL-3)。

　　由於1992年之後陆续的发掘工作所进行之发掘面积较大，出土资料相对较多，故本文以叶美珍《花岗山文化之研究》(2001:30-73)一书中所记录之资料进行说明，发掘中除了明显的文化层外，还有砾石结构与墓葬出土，前者推测可能与当时人居住之生活区有关，墓葬则为瓮棺葬，被研究者认为是花岗山文化的特徵之一；在出土遗留方面，有打制石斧、石锛、石镞、石刀、网坠、石杵、石槌等生业工具，反映出此遗址之基本生业方式包含有掘地、伐木、木质加工、打猎、捕鱼、谷类采收及加工等，还有砥石、石锯、石子尖器、石片器等制作石器之工具以及石环、玦形耳饰、坠饰等装饰品，在陶器方面主要为典型红彩陶器，器形包涵有罐形器、钵形器、瓶形器、豆形器、碗形器、杓形器、杯形器等，还有陶盖与陶纺轮，其中部份陶容器上带有把手，研究者视其兽形把手与鱼尾形把手为花岗山文化之另一项特徵；在生态遗留部份，则出土有猪、鹿、犬、羌、鼠、蛇、鸟、鱼等动物之骨、牙或角等部位之遗留，其中部份被用来制为角尖、骨尖器、锯齿状骨器、牙尖器、骨饰、骨管等遗物以供当时人使用。

　　在遗址年代方面，曾以一件人骨与三件兽骨进行定年，绝对年代资料分别为5650±110B.P.、2953±78B.P.、4605±75B.P.、2846±82B.P.，研究者认为文化性质应属於花岗山文化，较可能且合理的年代应为3000年至1500多年以前(叶美珍2001:96-97)。本遗址早期因有绳纹陶的发现，而被认为属於大坌坑文化的范畴(连照美、宋文薰等1992:141；黄士强等1993:346)，然在花岗山文化正式被提出後(叶美珍2001)，则被归属於其中，不过同时期台湾东部亦有卑南文化与麒麟文化的存在，且部份定年资料也有相似的年代，其中的关系则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。

参考资料

王天送 1992〈花莲县史前文化遗址简介〉，《台湾文献》43(3):261-273邱敏勇1990〈花莲县寿丰乡岭顶、大坑、盐寮史前遗址调查简报〉，《田野考古》1(1):51-66连照美、宋文薰、李坤修、李明欣、赵金勇、市原常夫、冯淑芬、李德仁、陈韵安、黄信凯(连照美、宋文薰等1992)1992《台湾地区史前遗址资料档(一)：台湾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调查研究计画第一年度计画报告》，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筹备处专刊2。台北：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筹备处陈有贝1991《花莲县花莲溪口至秀姑峦溪口附近海岸遗址之比较研究》。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黄士强、张慧端、陈维新、朱正宜、陈有贝(黄士强等1989)1989〈人文史蹟调查分析〉，《东部海岸陆域资源调查及分析》：1-54。台湾省住都局市乡规划处委托中华民国户外游憩学会执行黄士强、臧振华、陈仲玉、刘益昌(黄士强等1993)1993《台闽地区考古遗址普查研究计画第一期研究报告》，中国民族学会专案研究刊(二)。内政部委托中国民族学会执行叶美珍2001《花岗山文化之研究》，国立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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