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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济安除了是大学教授，更身兼翻译家、评论家和编辑於一身，但夏济安的着述不多，擅长於西方理论、翻译及文学评论，以齐文瑜为笔名翻译西方作品。在上海时期曾零星发表一些西洋文学的译作和短篇介绍文章，来台以後才有中英文着作、翻译及编辑文章出版，其文章大多散见於《自由中国》、《文学-》等期刊中。夏济安过世後，将作品蒐集出版《夏济安选集》，尔後胞弟夏志清将其日记整理，出版《夏济安日记》。
由夏济安担任主编的《文学-》以冷静理智的文学风格独立於嘈杂的五○年代文坛，成为-现代主义最重要的论坛。诚如刘绍铭先生所言：「先生对中国文学之影响，当然是来自他所创办的《文学-》。」《文学-》在-文学史上的意义主要在於三方面：一是在官方以强势政策主导文艺发展的五○年代里，《文学-》能以忠於「文学」的坚持，突破意识形态圈限，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、翻译与创作；二、除了译介西方理论外，夏济安更实际运用於文学批评之中，他在1956年发表〈评彭歌的《落日》兼论现代小说〉，首先以现代小说的技巧评-学作品，在现代主义文学颇受非议的年代，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开新批评风气之先；三是发掘培养了白先勇、王文兴、陈若曦、欧阳子、李欧梵、丛苏等一批优秀青年作家，而这批年轻作家，不仅合作创办六○年代最重要的文学-《现代文学》，并且以其优异的创作成果，共同缔造了-现代主义文学的辉煌时代，在「风气的树立」和「人才的栽培」上贡献良多，当时亦有许多作家和评论家曾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影响，奠定六○年代现代主义文学蓬勃发展的契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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