阅读: 266
此事件之所以掀起波澜，是以《野火集》名噪一时的女作家龙应台，在其＜-作家哪里去？＞一文中认为，-作家在国际社会备受歧视，绝大部分的责任是在-政府的外交关系，及中国正统观。所以她是把问题焦点，锁在-的「国家定位」上。於是藉此机会，具-意识的本土作家，便决定顺水推舟，就以「-际地位」问题，来回应「中国立场」的挑战。
例如台籍着名女作家李昂，就直接诉求，「-文学劣势一定存在。因为-在国际上，一直是『名不正、言不顺』」。所以，-作家以後，要用什麽称呼，在国际上定位？恐怕是政府、文化官员，乃至作家，都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。」
李昂抛出的议题，立即得到陈芳明的响应。陈芳明在《-新文化》发表＜跨过文学批评的禁区＞，把「-文学」、「-作家定位」的问题与-前途纠结在一起，进一步认定，「-文学」反映-这个「经济生活共同体」实质，和「中国定位」，是如何隔阂不入。
因此，陈芳明不客气的批评，-文学中的「中国」，根本是虚构性与虚伪性。随着-意识的高涨，-人急於「出头天」的渴望，在-解禁的情况下，90年代後，文学-势力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在大环境转趋有利的情况下，旅美-大将陈芳明，发表一系列鼓吹文学-的文章，如＜是撰写-文学史的时候了＞、＜在中国的-文学与在-的中国文学＞等，突显陈芳明是叶石涛之後，执「文学-」的牛耳地位。
在上述几篇文章里，藉由文学史的编写问题，陈芳明继续鼓吹「-没有产生过中国文学」，攻击「-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」的统派主张，强调-文学与中国文学分离独立的事实。
陈芳明是以-社会的角度来诠释其理论。他说「-是-社会，中国-到了-以後，无不是以全新的『-人心态在开垦、生活的，他们的经济、生活方式，逐渐因地域、环境的条件，与中国隔离，而形成他们的特色』」。
准此而论，在与中国隔离的-社会所产生的-文学，当然与中国文学是互不隶属的。
陈芳明的文学-论述，得到生力军彭瑞金的强力奥援，彭瑞金特别还提出「--文学」的概念，并以「--」的理念，强调建构「--文学」的重要性。
彭瑞金的论调得到林央敏、宋泽莱等人的支持，他们提出的「--文学」，就是要和中国文学划清界线，他们最後的目标，是要建立一个优良的「新-文化」、「新-文学」，此目标的前提，则是奠基於与-命运的契合。
新生代彭瑞金的高擎文学-大纛，立获老骥伏枥叶石涛的强而有力声援，他接连撰写了《没有土地?那有文学》、《走向-文学》、《-文学的悲情》等着作，开始明确宣扬文学-的理念。
叶石涛则强调，「-人属於汉-，却不是中国人，有-国籍，却不是大和-」，所以说到最後「-是-人的-」、「-是-独立的国家」、「-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，制度不同、生活观念不同，历史境遇和文化内容迥然相异」。
叶石涛并回击：「陈映真等新-派作家是…--，他们是中国--，并不认同-为弱小新兴-的国家」。
当然这场文学统、独大论战的殿军仍是陈芳明，在世纪交替之际，陈芳明在《联合文学》连载其＜-新文学史＞时，又挑起了文坛统、独两派的激烈论战。
先是1999年8月，陈芳明在《联合文学》发表＜-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＞一文，陈芳明称其史观为「後殖民史观」，他指-湾新文-动，从发生到现在，穿越了殖民、再殖民与後殖民等三个阶段。
殖民时期，指-5至1945年的-帝国主义的统治时期；再殖民时期「则是始於1945年，国民政府的接收-，止於1987年-体制的终结」；至於後殖民时期，「当以1987年7月的解除-令，为象徵性的开端」。
这一史观之所以特别，是陈芳明发明了「再殖民」一词，且将此再殖民，含摄在国府统治-到-以前的这一个时期。
除批判国府的「-体制」外，也痛斥国府强行灌输的「中华-主义」当道，陈芳明说：「就像大和-主义，对整个社会的肆虐，战後弥漫於岛上的中华-主义，也是透过严密的教育体制，与庞大的宣传机器，而达到囚禁作家心灵的目标。
这样的-主义，并非建基於自主性、自发性的认同，而是出自官方强制性、胁迫性的片面灌输」。接着，陈芳明将-作家，因对-主义的认同分歧，而归纳为两类：
一为接受政府文艺政策指导，以文学形式支援-政策，宣扬-主义，此为官方之文学；
另一为抗拒中华-主义，他们创造的文学，以反映-社会的生活实况为素材，对威权体制采批判态度，此属於民间之文学。
换言之，陈芳明以认同-主义与否来二分官方或民间文学，作为其贯穿战後-文学史的主轴，虽颇富创造性，但亦有其盲点之所在。
陈芳明论述中，最具争议性的是「殖民」、「後殖民」之概念问题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，「殖民」一词是有其特定含义的，故使用时，宜遵守逻辑上的「同一律」，方能为学术界所接受。一般而言，「殖民」这个概念，系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掠夺资源、榨取财富，采用-征服之手段，对落後地区加以占据的行为。
它基本上，有三个前提，一是其行为主体，是某个资本主义强国；二为它是向海外扩张，侵略他国，为夺取资源为目的；三为在其殖民统治下，殖民地被剥削压榨，导致经济凋敝，民生贫困。准此而论，国府治下的-，明显是不符合「殖民地」标准的。
陈芳明之所以将国府治台期间，比拟为「再殖民时间」，原因是国府在-实施统治严苛的「-体制」，他认为这种近乎-控制的权力支配方式，较诸-殖民体制毫不逊色。所以说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，将此阶段，视为「再殖民时期」，并不为过。
问题是，「-」、「统治严苛」能否等同「殖民」，恐怕有待斟酌。
其实陈芳明何尝不知这些概念是有区隔的，基本上，陈芳明此举，尚有另一层用意，「殖民」本有一个-侵略另一个-，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侵略之意涵。用殖民一词含盖解严前国府治台这一段，显然有将国府，视为外来政权侵略霸占-之意味，如此一来，将-民众反抗-的斗争，提昇至摆脱殖民统治，争取-或国家的「独立」斗争，符合了其--的企盼。
陈芳明文章发表後，陈映真随即在2000年7月的《联合文学》，发表＜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＞一文，加以批驳其滥用「殖民」一词之不当。
8月的《联合文学》，陈芳明不甘示弱，以＜马克思主义有那麽严重吗？＞，回敬陈映真加以反扑，尤其在创作文学的语言上，陈芳明说：「-新文-动者，自始就是以日文、中国白话文、-话三种语言，从事文学创作」。
其中，用-话，书写致使-「与中国社会有了极大的隔阂」，陈芳明还说，「国民政府在-『不仅继承』了，『甚至还予以系统化、制度化』了『-殖民者对-社会-语言文化进行高度压制与排斥』的『荒谬的国语政策』。依赖於这种『国语政策』，中国的『强势的中原文化，才能够透过宣传媒体、教育制度与警察机构等等管道，而建立了霸权论述』。
而这种存在於-的霸权论述，与日治时期的殖民论述，『正好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共犯结构』」。
对此，因着陈芳明的「多语言文学」的说法，陈映真指出陈芳明所说，台语遭到歧视，是有阴谋的，他其实是指，「中国国语」对-地区「闽南」和「客家」，两种汉语方言的「压迫」，从而暴露了陈芳明，妄图把通行於-地区的汉语闽南方言、客家方言，说成是和汉语、日语一样独立的-语言，以证明-是分离於中国之外的独立国家。
其实，闽南语固然是福建南方的方言，但在-它已是绝大部分福佬人的共通语言，它有其主体性，未必一定要附属於国语的语言霸权下。
但陈芳明刻意说明，国府是如何的压迫宰制台语，也有言过其实处，因为当时在教育体制内，固然强迫人人要说国语，但在广大的-民间社会，政府并没有用公权力，强行制止台语之流通。
且陈映真还举-、法国、韩国为例，说明世界各国，为了维护「国语的中央集权的统一」，普遍强制推行某种针对方言的特殊文化政策，国府治台後的「国语政策」，亦为这种文化政策的体现，这种世界各现代-国家都做的事，何来「殖民统治」的「语言文化歧视」呢？
所以，陈映真认为陈芳明别有用心，故意泡制一种-话来，把-人讲-话和中国人说国语，看作是绝对对立的斗争，从而证明此斗争不仅是语言的，而且，甚至是文学、-乃至国家的对立斗争。
9月的《联合文学》陈映真再度出击，写了＜关於-「社会性质」的进一步讨论＞痛批陈芳明对-社会性质认识之肤浅与谬误。
陈映真攻击陈芳明的焦点，集中在其「社会性质」上。陈映真特别举出「228事件」期间，倒在血泊中的宋斐如，在1946年元旦於《人民导报》的＜发刊词＞及其後的＜如何改进-文化教育＞证明，战後当时-的知识份子，提出要改变日据-时，「文化畸形发展」的局面，「教育台胞成为中国人」，「随祖国的进步而进步」。
对於宋斐如、苏新、赖明弘、王白渊等思想斗士而言，要克服日据时期殖民地文化的影响，唯一之途，只有回归中国，做主体的中国人。
即便在1947至1949年，-《新生报》的＜桥＞副刊发生一场「如何建设-新文学」争论时，欧阳明、杨逵、林曙光、田兵，甚至包括後来走向独派的叶石涛，都强调建设-新文学的课题，和建设中国新文学的课题相关联，强调-文学，始终是「中国文学的战斗的分支」，-文学工作者，是中国新文学工作者的「一个战斗队伍」。
到了70年代，乡土文学论战时期，叶石涛、王拓等人，仍迭次宣称「-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」，即使是陈芳明自己，也是到乡土文学论战前後，才和中国文学Say「Good Bye」。
而杨逵在＜桥＞副刊的文艺争论中，以及1949年发表的＜和平宣言＞中，也屡屡疾言，反对-论，或-托管论。
总之，针对陈芳明所谓外来中国，对-再殖民统治的说法，-文学与中国文学分离说，陈映真是费力最多，以大批资料史实，予以强烈批判的。
10月，同样在《联合文学》，陈芳明再抛出＜当-文学戴上马克思-＞，严厉谴责陈映真对他的批判，是「在宣泄他的中国-主义情绪」，用马克思主义「作为-，来巧饰他中国-主义的统派意识形态」，虚掩其「统派立场」。12月，陈映真以论战已经失焦，不愿继续纠缠下去，乃写了＜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和-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！＞，以示「论战结束」。
陈映真指出：「陈芳明有关日据以降，『殖民地』社会－－『再殖民』社会－－『後殖民』社会『三大社会性质』推移的『理论』，既完全不合乎陈芳明不懂而又硬装懂得的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，有关社会生产方式性质（＝社会性质）理论和原则，也经不起一般理论对知识、方-、逻辑等要素的，即便是最松懈的考验。
因此，不能不说，陈芳明『历史三大阶段』论，所谓『後殖民史观』不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论、或其他一般理论的基本要求看，都是破产的理论和史观」，「因此，以破产的、知识上站不住脚的『三阶段』去『建构』和『书写』的、他的『-新文学史』之破灭，也是必然之事」。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《联合文学》上的二陈统、独论战，虽暂告一段落，然而，只要-还不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，只要-上的统、独争议仍在。只要国家认同的问题一日不解决，文学上的统、独论战就会持续下去，且情势还会更趋激烈，更错综复杂。
其实，这无关对错，而是因着-信仰，所导致的对-文学的信念。唯一的问题是，那方的论述，能较吻合-历史发展的现象？那方的分析，能贴切-人民的情感？那方的说词，能获得-人民的支持？所以，此一问题，在短时间内，可能还无法，得到圆满解决。
中文关键字：解严 , -文学 , -论争 , 陈芳明 , 吕正惠
英文关键字Lifting of -rtial law , Taiwan Literature , Unification or independence debate , C-en Fang-ming , Lv Z-eng-ui
参考资料
分享常识给亲友.
下一篇:达悟族mizezyaka libangbang飞鱼之神传说 下一篇 【方向键 ( → )下一篇】
上一篇:草坡上 上一篇 【方向键 ( ← )上一篇】
快搜